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及其发展道路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人民的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相对于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疫情的重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关。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根基,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瘟疫、经济波动等危机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在疫情防控中的优异表现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截至2020年9月3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导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3300多万人感染,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00万[1]。其中,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灾区,当地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同时还面临次生灾害风险。一些国内外政要和学者十分关注疫情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针对疫情暴露出的世界体系问题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根除瘟疫,必须选择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家受疫情的冲击程度和类型因具体国家而不同。在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同时,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疫情扩散,使世界疫情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疫情的重创。

2020年6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保持全球第一,累计确诊病例数从8月23日突破300万例到9月5日突破400万例仅用时13天,较上一个100万例所用的16天再度缩短,疫情蔓延仍在持续加快[2]。秘鲁、墨西哥和智利也迅速成为疫情热点地区,共同使中、南美洲成为疫情“震中”。非洲新增10万病例的时间从98天缩短到18天[3],且呈现出向农村蔓延的趋势。

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攀升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条件差,预防救治能力弱。《柳叶刀》杂志评估,全球医疗质量指数最低的30个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其薄弱的卫生系统已遭到埃博拉、艾滋病、肺结核的连年摧残,难以承受此次疫情的冲击[4]。南美洲国家医疗市场化改革失败,普通民众的医疗条件不升反降。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条件恶劣,为疾病滋生提供了温床。即便被誉为“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民窟”现象,勤洗手、戴口罩、少接触等防控疫情的有效措施在“贫民窟”根本无法实现。南部非洲2.58亿人甚至没有自来水洗手,防疫物资依赖国际援助。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重经济、轻民生的防疫政策也是抗疫不力的直接原因。巴西右翼的社会自由党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要求解除隔离以保证经济运转,宣称“新冠病毒只是小小的流感”,“要像男子汉一样面对病毒”,导致巴西患者病死数飙升[5]。检测不足、隔离不力和政令不一,都将巴西推入“第二波暴发期”,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高达1.3(平均每名患者可传染1.3人)。拉美一些国家“带疫解封”,增加了疫情威胁。南非发出警告:一些国家“对疫情的处理正被一种将利润优先于生命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劫持”[6]。

疫情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2020年出现60年来第一次负增长,0.8亿~1.6亿人返贫,且拐点难以预期。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萎缩2.1%~5.1%,是25年来的首次衰退。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疫情造成资金短缺,引发财政和国际收支恶化等连锁反应。经合组织(OECD)报告显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融资能力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疫情之下的证券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等骤降,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额预计减少7000亿美元,经济复苏的资金缺口巨大[7]。

第二,2020年新兴市场国家严格限制经济活动的“休克式”防疫导致债务危机等问题突出。例如,阿根廷经济萎缩5.7%,陷入债务违约。非洲经济增长率也将从预期的3.2%下降到1.8%,财政危机、金融危机和贸易赤字多发[8]。

第三,疫情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受到全球市场冲击,尤其外贸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例如,由于供应链中断,老挝国民生产总值预测增速被亚洲开发银行从6.2%下调至3.5%,下调近一半[9]。而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萎缩,油价跌为负值,尼日利亚、安哥拉及中东各产油国收入断崖式下降,甚至被迫向买方付款以清空库存。《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撰文指出:“由于北方国家取消订单,隔离和封锁政策导致全球供应链崩溃,商品链重构,给广大南方国家和地区带来毁灭性打击。”[10]

第四,疫情冲击下劳动就业形势严峻。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就业人口,“禁足令”“封城”等防疫举措对周薪制、日薪制的劳动阶层可谓釜底抽薪。容纳了非洲85%就业人口的非正规就业部门遭受冲击,上亿岗位面临威胁,正规就业人口也将减至7.4亿[11]。其中南非连续七次延长国家灾难状态,预计37万人失业、1300家企业破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Matamela Ramaphose)认为这将对国家经济带来毁灭性影响。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也指出,疫情对经济的打击甚于亚洲金融危机,因为疫情使生产、供需和中小微企业全面重创。在疫情冲击下,乌兹别克斯坦2020年4月份居民工资收入减少40%,失业率由1%飙升至19%,11%的居民无法买到食品,预计45万人返贫[12]。印共、印共(马)、印共(马列)发表联合声明:“(禁足令)使成千上万务工人员逃离城市”,“贫民窟中饥荒、营养不良和病毒横行”[13]。大批劳动力因染病、隔离或失业退出产业大军,冲抵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

疫情不只是病毒大流行,也带来失业和人道主义危机大流行[14]。一方面,保守落后思想、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沉渣泛起。中东、非洲内部冲突加剧,“伊斯兰国”(ISIS)、等势力伺机回潮。非洲近期恐怖活动频发,极端暴力事件激增。底层群众将希望寄托于“精神鸦片”,从伊朗到坦桑尼亚,聚众祈祷、追捧“神药”等蒙昧乱象丛生,黎巴嫩等地区种植死灰复燃。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劳工问题、治安问题激化,社会兜底政策缺失,暴力现象激增。印度为加快经济复苏,取消或暂停了一系列劳动保障法规,劳动时间延长至每日12小时、每周72小时。为了活下去,劳工也不得不接受日益恶劣的劳动条件。

非洲的疟疾、艾滋病、埃博拉等防治工作被疫情搁置,威胁7600万人的生命,4920万人陷入赤贫。全球饥饿人口增至6.9亿多,其中60%以上生活在动荡国家和地区。此外,病毒溯源政治化激发排外情绪,一些少数族裔被污蔑为传染源,针对外国公民的暴力行为激增,安全形势恶化[15]。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承认,隔离措施暴露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即使我们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仍将不得不面对经济萎缩、失业、犯罪、腐败、国家衰弱和其他问题”[16]。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极少数发展中国家逐步从疫情中复苏,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陷入困境,沦为第三世界中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由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薄弱,可能在疫情中面临“失去的十年”,并丧失此前十多年的减贫成果。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0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疫情暴发前,47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生产力指数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40%,人均GDP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2020年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萧条和贫困问题在疫情影响下继续恶化。专家预计,受巨额防疫开支和封锁措施的影响,非洲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很快从57.6%上升至85%,许多非洲国家陷入经济停滞和债务困境[17]。此外,自然灾害与疫情叠加,使低收入国家雪上加霜。非洲、中东的蝗灾,孟加拉国的洪涝、台风等灾害构成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危机。同时,许多低收入国家面临疫情和战乱双重挑战,联合国疫情期间停火倡议尚未真正落实。从也门、巴勒斯坦到纳卡地区战火不断,和平进程举步维艰。

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冲击下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其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远甚于发达国家。这一现实促使我们思考发展中国家疫情防控能力低下的根源,审视发展中国家现行发展道路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整个世界体系来看,资本的逻辑决定了“全球化”“一体化”和“不平等”的世界面貌。资本宰制之下的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都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等方面危机的主要根源。福斯特指出:“资本的主宰导致全球疫情和经济危机。在当今的‘混乱帝国’里,帝国主义剥削横行,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兴起,全球受到霸权主义和战争的威胁。”[18]一方面,美国长期压制试图挑战或有可能挑战现有世界体系的国家,制造不安定因素。中东、东欧、拉美地区深受其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现代化、民主化与和平进程受阻,国家控制能力削弱,动摇了应对疫情的政治基础。加纳前总统杰瑞·罗林斯(Jerry Rawlings)曾指出,自从两极世界崩塌以来,美国的道德和政治形象已严重下降。由于美国的好战和不必要的对抗,世界部分地区遭受了巨大苦难[19]。

另一方面,疫情暴发后,美国不但不声援发展中国家,反而加紧封锁和制裁,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迪亚斯-卡内尔(Diaz.Canel)指出,疫情使全世界都陷入紧张状态,但美国政府并未停止其对拉美地区的霸权,重新启动了门罗主义和麦卡锡主义。著名左翼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此抨击道:“冠状病毒最令人震惊和残酷的一面,是通过恶意的制裁增加他国的痛苦。例如,美国对伊朗恢复全面制裁,使其陷入严重问题。”[20]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多次表示,美国2018年以来“错误的、非法的、无理的、不人道的制裁”给伊朗造成超过1500亿美元损失[21] ,伊朗不得不与新冠肺炎和美国制裁“两个病毒”做斗争[22] 。《每月评论》也刊文指出,“美国公然在全球范围内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这个竞争对手的武器”,其“怂恿对中国疫情进行所谓调查,真实目的在于军事战略。这与美国在伊拉克无休止地搜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伊朗核计划如出一辙。”[23] 此外,美国还断供世卫组织,“退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抹黑中国防疫措施,造谣“武汉病毒”,煽动国际矛盾。南非国民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唐迪·马哈贝拉拉(Tandi Mahambehlala)认为,美国将中国和世卫组织当作替罪羊,目的是掩盖自身的错误判断导致美国疫情危机[24] 。60多个和工人党发布《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人民的健康和权利联合声明》,抨击南北分化和单边主义,呼吁“结束一切制裁”,“反对帝国主义干预和军事演习,使公共资源服务于人民需求”[25] 。

21世纪前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西方推销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掀起了市场化、开放化、私有化浪潮,然而效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大多宣告失败,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26]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道路加剧南北贸易不平等。福斯特认为,北方国家“利用南方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将其作为世界工厂……导致穷国创造的价值大量流失到富国”。这种隐藏在国际贸易等价交换形式下的价值流动,构成了“21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全球价值链[27] 。

第二,新自由主义道路导致外贸依赖。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目的从来就不是发展,而是重新分配利润和垄断收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去本地化’的,造成更长期的问题”[28] 。例如,西方跨国企业到印度、非洲等地寻找“工资洼地”,导致后者过度依赖外资,缺乏自身“免疫力”。尽管印度拥有6家跨国医疗用品制造商,但本土医疗用品企业制造能力不足,医疗物资仍严重依赖进口。部分非洲国家通过贷款发展出口导向产业,高昂的利息导致利润外流,还款期又遭遇全球疫情,陷入财政困难。马达加斯加的外贸依存度为50%左右,入境旅游业受2018年鼠疫、麻疹疫情重创,预计外债率将逐年攀升至2022年的30%[29]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该国旅游业受到重创,旅行社平均收入下降50% [30] 。

第三,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领域的窘境。全世界只有66%的国家拥有新冠肺炎的临床转诊系统;只有48%的人拥有卫生防疫的社区参与计划;只有48%的国家制定了传染病预防和控制计划、公共和个人的卫生标准等[31] 。印度医疗支出的68%来自私人,95%的新增床位来自私立医院,而人均寿命、每千人医生数等关键指标长期偏低[32]。美国公共卫生政策专家维森特·纳瓦罗(Vicente Navarro)研究表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霸权地位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美国等)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近二三十年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使资本比劳动者更受重视,在劳动保健方面却无所作为”[33]。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内尔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坚持市场,在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肆意崛起……许多新自由主义政策着眼于将市场置于人们的生命之上,使得人们无法预测何时能控制这一疾病。”[34] 可见,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退化,为应对疫情的“无力”和“无为”埋下了伏笔。

新自由主义从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以其为基础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普世价值”——“华盛顿共识”,实则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鸣锣开道。按照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诠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通过“自由主义霸权”在全球宣扬其意识形态,目的是将所有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组织之中[35]。该意识形态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奉行市场,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在思想上“去公有制”,将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混淆为西化、美国化、自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话语强权,强行输出新自由主义,导致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社会动荡。因此,“自由主义从其本质上说是否定社会的,甚至是反社会的”[36]。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模式下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导致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兴起。基于2019年多国数据的“民粹主义指数”攀升到数十年来的最高值,民族情绪、仇外情绪盛行。在2020年疫情与社会危机的“双重危机”影响下,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一些国家甚至人为阻碍防疫合作[37]。当前,拉美左右翼激烈竞争、民粹主义回潮成为新一轮政治调整的特征;中东局势震荡,宗教激进主义、等沉渣泛起;印度右翼的人民党政府推行排斥的法案,这些非正常现象增添了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不论是从当代世界体系的资本逻辑,还是从南北两极分化,抑或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当今世界都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仍具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阐述的金融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的时代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将本国寡头的利益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导致南北之间关于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债务负担、气候治理和生态责任、发展性援助等分歧得不到解决,南北经济趋同的努力被“拉美陷阱”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赤贫化所抵消。例如,刚果、马达加斯加的国民收入水平停滞近一个世纪,而相对于刚果,美国的“公民身份溢价”(用居民收入比较)高达9200%[38]。

为了保持“美国优先”,美国对外战略正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内尔对此强烈谴责,“白宫当局不断地向那些不愿按其意愿行事的政府施压,同时也得到了为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地方走狗的支持”,“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消灭殖民主义,直到解放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人民”[39]。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资本主义道路的弊端在疫情面前充分暴露。在新自由主义逐渐被证伪的时代,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救第三世界于水火之中呢?这一问题带给发展中国家以深刻的启思。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国际卫生合作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国家重视人民的生命安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美国人党指出,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病毒的成功揭示了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担心资产贬值,社会主义国家担心人民”[40]。疫情暴发后,中国迅速开展大规模救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41]。《柳叶刀》杂志认为,中国的防疫战略将本地传播、发病率和死亡率维持在低水平,有效降低了人民健康损失,否则患者将增加67倍[42]。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均在疫情防控中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于古巴长期重视提高普通民众的医疗卫生水平,新冠肺炎感染率仅为同在拉美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1/24,墨西哥的1/27,巴西的1/70,英国《卫报》认为其“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的计划树立了榜样”[43]。越南在疫情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朝鲜于2020年1月就果断采取最严格措施,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截至9月底没有发现确诊病例。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Andre Cantone)高度赞扬社会主义国家的抗疫措施。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严格措施“绝非像一些西方媒体经常说的那样,是强加于民众的专政……而是全体人民自动团结起来,积极自觉地参与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44]

社会主义国家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转化为危机治理优势,在疫情防控战中打出了“制度自信”[45]。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照搬和复制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而是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英国左翼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r)以“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为题,分析了中国“高度协调、全面监测、免费医疗”模式体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46]。另一方面,深受集体主义熏陶的人民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全民参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也显示了制度与文化优势。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应急、社保体制在这次疫情中经受住了检验。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预期寿命、人均医生数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婴儿死亡率世界最低,为防疫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等人的研究也证明,相比于医疗市场化,在疫苗、药品上的公共投入能大幅度提高疫苗接种率和病人收治率[47]。可见,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体系更能够捍卫人民健康。

疫情期间,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彰显国际主义精神。中国制订“五大举措”支持全球防疫,包括向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等提供20亿美元资助,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建立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促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意大利)总书记马可·里佐(Marco Rizzo)盛赞,在意大利人民最为困难之时,欧盟“确实消失了”,而来自“中国、古巴、越南和委内瑞拉”的援助却抵达意大利[48]。除了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私帮助他国。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尽管美国的封锁对古巴医疗系统造成致命打击,但古巴“通过自身努力发展了一套令人惊叹不已的医疗保健系统,在国际医疗援助方面也无人能及,可圈可点”[49]。古巴在疫情期间驰援22个国家的义举表明,“古巴独立以来深陷美国的制裁,不但顽强生存下来,还对欧洲伸出援手,这与德国拒绝帮助希腊构成了莫大的反讽”[50]。越南也积极向邻国提供防疫物资,被外国媒体誉为“东亚地区抗击新冠肺炎最成功的国家之一”[51]。

此外,各社会主义国家同舟共济。朝鲜第一时间向中国发来救灾支援资金,表示“像一家人、亲骨肉”一样痛心,中国则为朝鲜提供检测试剂以备不时之需。古巴、越南在传统医疗合作的基础上,加强防疫队伍、物资和科研合作。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的国际道义和人性光辉,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不仅为发展中国家解燃眉之急,也预示了发展中国家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疫情不仅是人类与病毒的较量,更是一剂社会的“检测试剂盒”。正如大萧条既反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又滋生了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当今世界依然面临着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提出的“过渡到社会主义或是退回到野蛮主义”的历史选择。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衰退。曾武断预言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或将自我终结。莉莉娅·蒙索(Lilia Monzó)教授指出:“继卡尔·马克思之后,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改革,因此必须打倒资本主义,创造一种让所有人都能茁壮成长、有尊严地生活的替代品。”[52]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垄断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征昭然,发展中国家将更加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层次问题,从“新自由主义迷思”中走出来。

另一方面,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的防疫经验,雄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启迪。《绿色社会思想》编委唐·菲茨(Don Fitz)总结古巴防疫经验,认为,“如果他们的思想在社会结构瓦解的那一刻传播得足够广泛,那么一个革命的思想就可以成为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物质力量”[53] 。安德烈·卡托内则认为,中国防疫经验凸显社会主义在民众心中的价值,促进世人更亲近社会主义理想。由印共(马)执政的喀拉拉邦成功地将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控制在全印度最低水平,英国右翼杂志《经济学人》为此刊文介绍了喀拉拉邦和越南等“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认为“越南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喀拉拉邦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政党证明: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绝非偶然”[54] 。显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双重危机中呈现复苏的迹象,各国、工人党及其下属的青年团体、左翼工会等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协调与合作,一些左翼政党发出“既要防疫,又要消灭资本主义”[55] 等口号,将矛头指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沉疴。

正如俄罗斯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所言:“人类正面临着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政治家是否能将全球安全置于个人政治抱负之上,以及是否能将国际利益置于传统国家利益之上。”[56] 疫情迫切需要各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共同防御高悬在人类命运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在自身抗疫物资供应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在世界多地劫夺抗疫物资,不断试图把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Guterres)指出,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方案仍然缺失,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抗疫与重建应负有责任。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语境下,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提供了宝贵的思路,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来看,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南北关系与东西关系交织的特点。随着国际大势从“西强东弱”到“东升西降”,西方发达国家的矛头必然东移。在南北对立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两种制度的对立,正如安德烈·卡托内所言,东西方“一种是国际理想和‘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一种是在各国人民之间煽动对立和仇恨”[57] ,这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更深层、更久远的道路抉择。

同时,“脱钩”风险倒逼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近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单方面脱钩”为要挟,企图延续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分工,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考虑“脱钩”的可能性及后果。国际著名左翼学者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明等早在此前已经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摆脱依附”和“脱钩”的主张。但后者所主张的脱钩与西方强迫的脱钩不同,它是一种围绕自身需求,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实现区域协调与平等的发展,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在全球疫情背景下,不摆脱对个别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就难以切断瘟疫、金融危机等全球性灾难的传导机制。南非工贸部长易卜拉欣·帕特尔(Ebrahim Patel)指出:“如果我们只是原材料的出口商和药品、医疗设备和其他关键商品的进口商,那么我们将无法在这种危急时刻保护公民。非洲必须建立有弹性的、多样化的供应链……南非乃至非洲大陆都具备扩大现有产品线和新产品的开发机会。”[58] 中国、伊朗等发展中国家努力摆脱依附,争取更公平的游戏规则,实现经济恢复发展。非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影响》报告也着眼将疫情作为改变非洲发展模式的契机,加快向生产型国家转型,转变与欧美等发达地区的贸易模式,建设能够抵御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所以,“脱钩”的威胁既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屈服,又可能迫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南北冲突和“脱钩”的威胁必将倒逼南南合作,促使世界体系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演进。一是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尼泊尔(马列)总书记梅纳利(Mainali)表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各国应合作抗疫而非制造偏见,加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59] 。二是加强多边合作。在安全方面,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的,应对不稳定地区的挑战“必须利用多边主义的力量”[60] 。在发展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认为,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转变了传统意义的“援助—受助”关系,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现状[61] 。三是求同存异,包容发展。“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最佳手段是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62] 。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发展权问题等,南方国家亟需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谋求利益共同点。老挝外文局局长、《万象时报》总编辑通洛(Thonglor Duangsavanh)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任务更加紧迫,“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危机时的正确选择和人间正道”[63] 。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从共同利益出发,落实“疫情期间人道主义停火倡议”,巩固和拓展“万隆会议”的历史性成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疫情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更深重的苦难,加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安全赤字,揭开了当前发展道路的陷阱。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既输出“中国制造”,又为全球防疫和减贫事业提供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64]

[2]《印度新冠确诊病例过400万日增病例全球居首》,,2020-09-07。

[4]贺文萍:《非洲抗疫的挑战与应对》,《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

[5]《经济学人:仍有四国领导人低估疫情,巴西总统就是其中之一》,,2020-04-09。

[8]吕强:《非洲全力降低疫情对经济影响》,《人民日报》2020年3月30日。

[9]莫馥宁:《新冠肺炎疫情对老挝经济影响及政策建议》,,2020-04-26。

[11]姚桂梅、许蔓:《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发展困境与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

[12]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乌媒公布新冠肺炎疫情对乌经济社会影响调查结果》,,2020-07-29。

[14]王建刚:《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2020-04-18。

[15]姚桂梅、许蔓:《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发展困境与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

[16]《南非总统:疫情暴露诸多问题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2020-04-29。

[17]周玉渊:《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8期。

[19]狄英娜、周璐铭:《“华盛顿应该抛弃在人权问题上假装圣洁的双重标准”——世界舆论批评美国暴力执法》,《红旗文稿》2020年第12期。

[20]〔美〕C.J.波利克罗尼奥:《乔姆斯基:新冠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瘟疫的额外损害》,,2020-05-01。

[21]《韩国或有意解除对伊朗70亿美元资金的冻结》,,2020-09-27。

[22]雷湘平:《伊朗总统称伊朗同时应对“两个病毒”:新冠疫情和美国制裁》,,2020-04-13。

[24]沈晓雷:《南非“抗疫”与后疫情时代的中南合作》,《当代世界》2020年第10期。

[25]《世界各国和工人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联合声明》,,2020-05-02。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9]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发布的《经济概况(2018年)》,。

[32]《印度医疗器械市场分析:高度依赖进口,性价比是取胜关键》,,2019-01-03。

[34]《古巴共和国主席关于纪念圣保罗论坛成立30周年的讲话》,,2020-08-15。

[35]《约翰·米尔斯海默:“我不认为我们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2019-01-25。

[36]〔埃及〕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沈雁南、彭姝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8、171页。

[37]田野、陈兆源:《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抗疫合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4期。

[38]〔塞尔〕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全球不平等》,熊金武、刘宣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115、147页。

[39]《古巴共和国主席关于纪念圣保罗论坛成立30周年的讲话》,,2020-08-15。

[40]王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41]《习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2020-06-03。

[42]《〈柳叶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举措有助全球更好防疫》,,2020-06-11。

[43]《英媒文章:古巴“尽查尽收”成功遏制疫情》,,2020-06-09。

[44]安德烈·卡托内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在疫情期间慰问信的回信,崔洁翻译。

[45]傅慧芳、苏贵斌:《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及实现机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46]韩欲立、陈学明:《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7]任泽平、罗志恒等:《减贫——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综述及对中国的启示》,《发展研究》2019年第11期。

[48]王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

[49]〔美〕诺姆·乔姆斯基、C·J.波利赫罗纽:《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顾洁、王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35页。

[51]《各国媒体解释越南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各国媒体解释越南成功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551146.html,2020-08-20。

[54]闫莉萍:《社会主义越南巨大且“秘密”的成功》,,2020-08-26。

[56]冯玉军:《“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与俄罗斯的战略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

[57]安德烈·卡托内2020年3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在疫情期间慰问信的回信,崔洁翻译。

[58]姚桂梅、许蔓:《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非洲发展困境与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

[59]中联部:《中方推进抗疫合作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03-29。

[60]吕强:《非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日。

[61]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称,南南合作和三边合作将彻底改变世界上最脆弱人群的现状》,《世界农业》2020年第1期。

[62]《联大高级别对话:古特雷斯秘书长呼吁加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和平之间的协同效应》,,2020-09-11。

[64]《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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